第599章 推广新粮

第599章 推广新粮 (第2/2页)

此话一出，围在四周的乡民们也纷纷跟着附和起来：「就是，种粮可不是闹着玩的。」
　　
　　「要是吹得厉害，到头来种下去没收成，那咱一季的口粮可就全搭进去了。」
　　
　　「再说了，这番邦来的玩意儿，谁知道合不合咱们山西的水土？」
　　
　　百姓们有所顾虑是正常的。
　　
　　红薯虽然高产，但传入大明的时间并不算久，只有三四十年而已。
　　
　　万历二十一年，是福建人陈振龙冒着杀头的风险，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，才总算从吕宋将这一高产作物偷偷带回了福州。
　　
　　虽然经过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、以及徐光启着书引种，但红薯的传播也终究只局限在福建、广东、江南等沿海地区。
　　
　　朝廷从未正式将其纳入正粮，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推广，北方的百姓别说亲眼见过，连听都没怎麽听过。
　　
　　这个时代的信息传递本就迟缓，再加上福建、广东地处偏远，又有群山环绕阻隔，所以才导致了这等高产作为难以推广开来；
　　
　　再者，番薯本属於热带作物，藏种困难，怕湿怕冻，越冬留种在北方是个大难题。
　　
　　没有朝廷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广，只靠民间自发传播，这玩意儿要从福建传到山西，少说也得几十年的工夫。
　　
　　而事实上，番薯真正在山西大面积推广，已经是乾隆年间的事了。
　　
　　如今河头村的百姓们连听都没听过这东西，头一回见着，心里犯嘀咕才是正常的。
　　
　　再加上这几年兵荒马乱的，大夥几都吃够了苦头；官府虽然比前明时靠谱了不少，但谁也不愿意拿一整年的收成，去赌这番邦物产能在自家地里开枝结果。
　　
　　面对乡民们此起彼伏的质疑，那官差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了一份《大汉月报》，在众人面前抖了抖，大声道：「圣天子金口玉言、令出必行，又何曾欺瞒过你等？」
　　
　　「都看好了，这上头白纸黑字可是写得清清楚楚！不仅记载了新粮的特性、
　　
　　栽种成效等、还写明了储藏以及留种等一应事宜。」
　　
　　「你们不相信我等小吏，难道还信不过官报？」
　　
　　见到月报上的红彤彤的官府大印，在场的一众村民才总算打消了些许疑虑，纷纷挤到最前想看个清楚；
　　
　　可奈何山野村民大多目不识丁，望着满纸墨字皆是一脸茫然，议论声也愈发纷乱嘈杂。
　　
　　为首的官差见状也颇为无奈，正打算开口通读一遍时，却听人群後方突然传来了一声粗犷的喊声：「都让一让！让一让！」
　　
　　「咱村里私塾的陈先生来了！让陈先生给咱读一读报！」
　　
　　说话的是孙峰，而他口中所谓的陈先生，正是化名为「陈怀民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。
　　
　　一听这话，原本还嘈杂不堪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拥挤的乡民们自觉让开了一条小道，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後方那个穿着青布直裰的瘦高身影。
　　
　　朱由检穿过人群，在那几位差役面前站定，略略拱了拱手：「上差有礼了，不知可否将这月报借给草民一观？」
　　
　　为首的官差自然认得他，见总算来了个识字的，他也乐得清闲，索性便将手里的《大汉月报》递了过去：「本官连说许久，口乾舌燥，既然是陈先生来了那就劳烦你给大家伙儿念一念，讲讲这番薯具体该怎麽栽种。」
　　
　　朱由检谢过官差，接过月报展开一看。
　　
　　头版是天子的劝农诏，明令天下州县官吏要以劝农为第一要务，并在两京十三省推广玉米、红薯两类新粮。
　　
　　而诏书之後，则是整整占了两个版面的附刊，上头清晰地记载了红薯的生长习性、栽种时令、扦插方法、收刨储藏等一应事宜；
　　
　　甚至还有天子亲笔题写的窖藏法和干薯制粉法，罗列详尽，面面俱到。
　　
　　朱由检看着眼前的月报，尘封多年的记忆也瞬间涌了上来。
　　
　　说实话，他对这红薯并非毫无印象。
　　
　　昔日他高居九五、执掌大明江山之时，时任次辅、礼部尚书的徐光启就曾上书，建议自己大规模推广番薯，以此抵御灾荒、安抚流民、充盈仓廪。
　　
　　为了劝服朝廷推行新政，徐光启特意将自己早年撰写的心血之作《甘薯疏》
　　
　　重新誊写上奏，并在其中详细总结了「甘薯十三胜」。
　　
　　不择地、省肥力、耐乾旱、易贮藏、生熟可食、藤叶可饲畜、亩产数倍於五谷等等——
　　
　　洋洋洒洒，考证翔实，字字句句都是经年累月亲手试种出来的经验之谈。
　　
　　可当时崇祯五年，恰逢登莱之变，孔有德、李九成叛乱，山东战火连天；朝廷上下的所有注意力都被牵扯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里。
　　
　　彼时内阁首辅周延儒、以及次辅温体仁正斗得如火如茶，党争攻讦不断，中枢的精力都耗在互相拆台上，哪里顾得上一道劝农奏疏。
　　
　　百官相互推诿敷衍、塞责了事，於是这封奏疏就这麽石沉大海，淹没在了纷繁杂乱的军报和弹章之中。
　　
　　再加上朱由检本就生性多疑，刚愎自用，骤然听闻有「亩产数千斤」的番邦奇物，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弄虚作假、妄图欺瞒圣听。
　　
　　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於是他便将徐光启给打发去了钦天监，专心修订历法。
　　
　　时隔数年，沧海桑田，江山易主。
　　
　　如今朱由检看着手里这份月报，是越看越眼熟「栽种宜用藤条，不宜用种籽」
　　
　　「藤长一尺五寸，截为三段，每段斜埋入土三寸、行距二尺，株距一尺」
　　
　　「收获前半月停止浇水，则薯块甜而耐藏」
　　
　　这上头的记述，分明就是出自当年徐光启的手笔。
　　
　　他攥着月报的手有些颤抖，心中更是充满了悔恨与酸涩。
　　
　　假如官报上所言非虚，这红薯真能亩产千斤；假如自己能放下猜忌，正视劝谏，早早在北方诸省推广新粮，那西北、中原的灾荒会不会就能有所缓解？
　　
　　有了新粮，那些活不下去的边军、流民是不是就不会铤而走险、揭竿而起，以至於倾覆大明三百年基业？
　　
　　可世上没有後悔药，也没有那麽多假设。
　　
　　但朱由检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有些匪夷所思。
　　
　　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於淮北则为枳，水土异也、物性易也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
　　
　　甘薯原产於域外番邦，为何这位新朝天子敢如此笃定，此物能在中原南北迥异的水土中同样生根发芽、丰收无虞？
　　
　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物产也是同理，福建广东能种的粮食，到了山西陕西未必就能活。
　　
　　万一真出了什麽岔子，导致新粮减产绝收，岂不是白白耽误了一年农时？
　　
　　届时万民失望、朝野非议，新朝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威信，岂不是要大打折扣？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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