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44章 抑郁而终

第744章 抑郁而终 (第2/2页)

他何尝不是如此？王安石的罢相，新法的屡遭阻挠，用兵西夏的半途而废，哪一件不是文官集团掣肘的结果？他以为自己可以超越列祖列宗，做一个真正乾纲独断的圣君，到头来却发现，他不过是这架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，纵然是最高贵的那一颗，也终究要被机器的运转所磨损、所抛弃。
　　
　　回望一生，励精图治却难破积弊，锐意革新却壮志难酬，万般无奈与悲凉涌上心头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熙宁元年，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。那个身材瘦削、目光如电的中年人，在延和殿中侃侃而谈，"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"——这三句话如惊雷般震醒了他沉睡的热血。他当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就此拉开帷幕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方田均税法，一项项新法如春雨般洒向大宋的田野市井。他亲自审定每一条法令，批阅每一份奏报，甚至在宫中设立"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教习保甲司"，亲自过问保甲法的推行。那几年，他每日只睡四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治国理政上，年轻的面庞迅速消瘦，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霜色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熙宁五年的保甲法，他力排众议，将农村民户加以编制，十家为一保，五十家为一大保，十大保为一都保。农闲时练兵，战时编入军队。他梦想着，终有一天，大宋可以拥有一支不逊于府兵、更胜于募兵的国民武装，再也不用耗费巨资养那些骄惰的厢军禁军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熙宁七年的免役法，将原来按户等轮差服役的制度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，民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。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却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——因为他们正是轮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特权免除徭役，而免役法却要求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出钱。司马光连上五疏，痛陈免役法之弊；苏轼在诗文中间或讥讽，最终被卷入乌台诗案。
　　
　　面对群臣的泣血劝谏，这位一生要强的帝王，最终只能无奈地点头应允。
　　
　　不是允诺他们的政治诉求，而是允诺自己的宿命。他知道，无论立谁为太子，这大宋的江山终究要传下去；他知道，高太后垂帘，保守派复起，新法大概率会被废罢；他知道，他十八年的心血，很可能在他死后被付之一炬。可他还能怎样呢？他连抬起手都困难，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要喘息良久，他拿什么去抗争？
　　
　　依照宗法，神宗第六子、年仅九岁的赵佣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，更名赵煦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，福宁殿外白茫茫一片，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赵佣被乳母牵着，小小的身影在巨大的宫门衬托下显得格外单薄。他穿着崭新的杏黄色太子袍服，头戴金缕冠，却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当被引导着向龙床上的父皇叩头时，他天真地问道："父皇何时能陪孩儿放风筝？"
　　
　　满殿寂静，落针可闻。神宗的眼角滑下一滴浊泪，渗入枕边的锦缎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喉咙里却只发出含糊的咕噜声。最终，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目光中满是歉疚与不舍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幼主临朝，如何驾驭这艘历经风波的巨轮？
　　
　　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知情者心头。九岁的孩童，连《论语》都未读完，如何理政？如何制衡群臣？如何面对辽夏的虎视眈眈？大宋开国以来，并非没有幼主登基的先例——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，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二年，开创了"仁宗盛治"的前奏。可刘太后是何等人物？那是从宫女一步步走到皇后之位的铁腕女子，有政治手腕，有用人之明，更有镇住群臣的威严。而如今的高太后，虽同样出身名门，却素来以"女中尧舜"自诩，崇尚俭朴，厌恶奢华，更厌恶——新法。
　　
　　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政局，神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人事安排：朝堂军国重务、天下大小政事，暂由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、全权裁决。
　　
　　这道遗诏，是他最后的政治算计，也是最后的无奈妥协。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，他的嫡母，在宗法上地位尊崇；高太后出身将门，曾祖高琼是太宗朝名将，家族在军中颇有根基；更重要的是，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，她的垂帘，意味着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朝堂纷争，稳定人心。
　　
　　可这也意味着，他十八年的变法，将被彻底否定。他想起王安石，那个已经被贬谪到江宁、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坡上筑室隐居的老臣。去年有密报传来，说王安石听到永乐城之败的消息后，彻夜不眠，绕室彷徨，次日对客长叹："公非行者，而使之行，吾不知其可也。"——他不是在批评徐禧，他是在批评他赵顼啊！批评他用人不当，批评他操之过急，批评他毁了这场变法。
　　
　　如今，他又要亲手把变法最后的火种掐灭，交给那个最恨新法的人去处置。这是何等的讽刺，何等的悲哀！
　　
　　这不仅是对权力的交接，更是对保守派势力的一次妥协与安抚。
　　
　　神宗的一生，是燃烧的一生。
　　
　　他生于庆历八年，那时仁宗还在位，范仲淹的"庆历新政"刚刚失败，朝堂之上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。他幼年便被过继给仁宗为嗣，在宫中长大，见惯了文官们的党同伐异，见惯了边疆的烽火连年，见惯了百姓在苛捐杂税下的哀鸿遍野。他问过老师："为何汉唐能开疆拓土，而大宋只能纳币求和？"老师支吾其词，他却在心中暗暗发誓：若有朝一日身登大宝，必当洗刷此耻！
　　
　　他二十岁登基，接手的是一个"积贫积弱"、每年需向辽夏缴纳岁币以买和平的尴尬王朝。
　　
　　治平四年正月，英宗驾崩，他赵顼在柩前即位。登基大典的礼炮声犹在耳畔，辽国的贺使便已抵达汴京——名为贺新君登基，实为催缴岁币。那使臣傲慢的态度，那"南朝"的称呼，像一记耳光抽在他年轻的脸上。他强忍怒火，在紫宸殿设宴款待，席间却食不知味。回到福宁殿，他对着太祖太宗的画像长跪不起，泪流满面："子孙不肖，使祖宗蒙羞，臣罪当诛！"
　　
　　他痛心疾首，立志要洗刷数世边耻，再造盛世宏图。
　　
　　为了这个理想，他不畏人言，不惧祖制，将身家性命与帝国未来全部押在了王安石的变法之上。
　　
　　熙宁二年二月，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作为变法的总机关。消息传出，朝野大哗。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"大奸似忠，大诈似信"，他勃然大怒，将吕诲贬出京城。参知政事唐介与他争辩，气得当场发病而死。他不为所动，他知道，变法非铁腕不可行，非流血不可成。
　　
　　熙宁变法、元丰改制，他苦心经营了整整十八个春秋。
　　
　　这十八年里，他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匠人，试图修补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。均输法平抑物价，青苗法抑制兼并，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，免役法减轻徭役，市易法打击垄断，方田均税法清丈田亩——他试图用"理财"来充盈国库；保甲法训练民兵，保马法蓄养战马，将兵法改革军制，军器监改良兵器——他试图用"整军"来强固边防；改革科举，整顿太学，编纂《三经新义》——他试图用"育才"来为变法储备人才。
　　
　　元丰年间，他又亲自主持官制改革，仿照《唐六典》厘定职官，废除使职差遣，恢复三省六部的正规体制。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，他不再完全依赖王安石，而是试图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、运转高效的行政体系。
　　
　　他试图用"理财"来充盈国库，用"整军"来强固边防，用"改制"来集中皇权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却并非总是顺着理想者的轨迹。
　　
　　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，太高估了帝国的承受力，也太低估了保守派的反弹。新法在执行中走了样——青苗法变成了强制摊派，保甲法变成了扰民工具，市易法变成了官府与民争利。他派去地方的提点刑狱、提举常平，有多少是真心为国，又有多少是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？他不得而知，或者说，他不愿深究。他太需要钱了，需要钱养兵，需要钱打仗，需要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。
　　
　　变法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，新旧党争撕裂了朝堂。
　　
　　士大夫阶层，这个大宋立国的根基，被他硬生生劈成了两半。一边是王安石、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等新党，主张变法图强；一边是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富弼、苏轼等旧党，主张守成维稳。两党之争，从最初的政见分歧，演变为意气之争、权力之争、生死之争。他试图调和，却越调越裂；他试图压制，却越压越反弹。
　　
　　将帅失和贻误了战机，加之天灾人祸不断，这位帝王的强国梦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。
　　
　　五路伐夏，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灭国之战，却因将帅不和、配合失当而功败垂成。种谔与李宪争功，高遵裕与刘昌祚掣肘，各路大军或进或退，如同一盘散沙。灵州之败，永乐城之溃，不是宋军不能战，而是将帅不能和——而这将帅失和的根源，又何尝不是他赵顼用人多疑、急于建功所致？
　　
　　当毕生追求的强国理想彻底破灭，满腔抱负化为泡影，这位一生为国操劳的帝王，带着无尽的遗憾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