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米铺里的学徒
第六章 米铺里的学徒 (第1/2页)巴达维亚的雨季，雨水像一把永远也拧不干的抹布，整日整夜地往下滴水。
张振勋在码头扛了四个月的包，身上新伤叠旧伤，肩膀上的茧厚得针都扎不透。可他扛包也比别人扛得快、扛得多。他干活从不偷懒，也不跟人争抢，该他干的活他干完，不该他干的活他看见了也顺手搭一把。码头上的人慢慢都知道了他——那个话不多、干活利索的客家后生。
这天傍晚收了工，张振勋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啃馒头。天色暗下来了，码头的煤油灯一盏一盏地点亮，在海风中摇摇晃晃的，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、歪歪扭扭的。
没多久，馒头就啃完了，正要离开，又看到石阶边有堆打乱了的麻绳。张振勋想着容易绊脚，就走过去把绳堆搬到一边。刚挪开了些，脚下就踢到了个什么东西。
他低头一看，是一只用黑漆涂过的木盒子，大约两个巴掌并起来那么大，棱角上镶着黄铜包边，上头还有一把精巧的小铜锁。盒子被雨水泡得湿漉漉的，锁孔里结了一层绿锈，但盒子本身的木料很好，入手沉甸甸的，不像是寻常人家用的东西。
很快，旁边几个同扛包的就围了过来。一个黑瘦的闽南后生凑近了看，眼睛亮了：“哟，这盒子看着不赖。里头肯定有值钱东西！砸开看看？“
“砸开分钱！“另一个起哄。
张振勋把盒子翻来覆去看了看，锁扣得很紧，轻轻摇了一下，里面传出些轻微的碰撞声，听不出是什么。他把盒子揣进怀里，拍了拍：“丢盒子的人会回来找的。“
“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？“
“等着就是了。“张振勋继续把绳堆挪到一边，然后来拍了拍腿上的灰，“人家的东西，不能动。“
那些人不罢休，围着他你一句我一句地撺掇，有人甚至从路边捡了块石头递过来。
张振勋把石头接过来，掂了掂，然后轻轻放在地上，转身走了。身后传来一阵嘘声，他没回头。
他把盒子带回住处——一间挤着十几个苦力的大通铺，月租两个铜板。他把盒子藏在枕头底下，每天出门前摸一下还在不在，回来再摸一下。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翻过他的铺位，他回来一看枕头被动过了，就知道，可盒子还在——锁没开，盒子也没被砸。
那些人大概也掂量过了，这盒子上的黄铜包边和做工精细的锁，一看就不是普通货色，敢用这种东西的人，怕是不好惹，砸了说不定惹祸上身。
就这么过了将近两个月。
两个月里，张振勋在码头上来来回回地留心看，看有没有人像是在找东西。他问过码头的管事，问过附近摆摊的小贩，问过每天来收垃圾的老伯。所有人都摇头。
第六十多天的时候，码头上来了个穿灰绸长衫的中年人。那中年人四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有点发福，戴着一副铜框眼镜，手里拿根竹杖，在码头管事处问了又问，象是在寻找什么。
张振勋扛着一袋糖从旁边经过，看了那人一眼，脚步顿住了。他放下麻袋走过去，问：“先生，你是不是在找一个黑漆盒子？“
那人猛地抬起头来，看着张振勋，随后，张振勋带回住处拿出盒子。那人眼睛落在盒子上，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。他接过盒子，手指在盒面上轻轻摩挲着，把锁翻过来看了看——锁还是原样，没被撬过。他打开锁，掀开盒盖，里面是一对银镯子，上头刻着精细的花鸟纹，镯子内侧还刻了一行小字。
那人看见镯子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他转头看着张振勋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——张振勋满身灰土，赤着脚，肩上还留着麻袋压出的红印子——然后拱了拱手：“后生，这盒子你捡了多久了？“
“两个月多了。“
“里头的东西你没动？“
“锁都没开过。“
中年人又看了他一会儿，目光在那双赤脚上停了一瞬。他的眼神有些复杂——先是惊讶，再是感叹，末了化成一点笑意，从眼角溢出来。
“你叫什么？哪里人？“
“张振勋。广东大埔的。“
“大埔。“中年人点了点头，“好地方。我祖上也是嘉应州的，算半个同乡。“他把盒子收好，从袖子里摸出两块银元递过来，“拿着，这是谢礼。“
张振勋摇了摇头：“物归原主是应该的，不用谢礼。“
中年人递银元的手顿在半空中。他看了张振勋好一会儿，忽地把银元收了回去，笑了笑，说了句让张振勋意想不到的话：
“那就不给钱了。你明天到我家店里来一趟。我姓温，在华人区开米店的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“
第二天晌午，张振勋照着地址找到了那家米店。
店在华人区最热闹的一条街上，门面不算大，但招牌做得气派——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，上头写着“温记粮行“四个大字，笔力遒劲。店门口摆着几只半人高的米缸，里头堆着白花花的大米、黄澄澄的豆子、还有一袋一袋的糯米、面粉。店里头飘着一股粮食特有的清香，干燥、温热，像太阳晒过的谷场。
温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，看见张振勋来了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“进来。“他把算盘推到一边，让张振勋在柜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，然后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店里缺个伙计。管吃管住，月钱两块。你来不来？“
张振勋愣了一下。他在码头上扛包一个月挣不到一块半，累死累活的，还风吹日晒。月钱两块，还管吃管住——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……我就个扛包的，店里的活怕做不好。“
温老板扶了扶眼镜，看了他一眼：“扛包的活你都干得好，店里的事不比扛包难。再说——“他顿了顿，“捡了别人的东西能守两个月不打开，这份心性，别说扛包，干什么都差不了。“
张振勋从凳子上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朝温老板鞠了一躬：“谢谢先生。“
第二天他就搬进了温记粮行。住处是店里后面的一间小厢房，虽然窄，但干净，有一张竹床、一张小桌、一扇朝东的窗。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阳光正好从窗口照进来，铺在竹床上暖洋洋的。
张振勋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搁，又摸了摸怀里的铜钱，然后把那枚雍正通宝放在枕头底下。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——无论走到哪里，睡觉前先把铜钱摸出来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早上醒了再收进怀里。像一种仪式，提醒自己从哪里来。
温老板姓温名良恭，福建诏安人，祖上几代在南洋经商，到他这一辈，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除了巴达维亚这家米店，在泗水还有一间分号，另外有几条船做沿海运输。他看上去不像个商人，倒像个体面的教书先生——戴铜框眼镜，穿灰绸长衫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从来没有高声过。
但他做起生意来，手底下又快又准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一分一厘都不差。张振勋跟着他，头一个月光是认米就学了二十多种——暹罗米、安南米、爪哇米、糯米、占城米、红米、黑米——每一种的产地、成色、市价、存放方法都不一样。
张振勋白天在店里忙活，晚上回到小厢房里，点起油灯，把白天学的东西记下来。他没有纸，就捡店里的旧包货纸，裁成巴掌大的小片，用炭条在上面写。写的歪歪扭扭，可他记得住。
他学东西快得很。温老板教一遍的账目，他第二遍就能自己算；教一遍的进货流程，他第三遍就能独立操办。温老板有时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，抬头看见张振勋正在麻利地给客人称米、收钱、找零，嘴里还夹着半生不熟的马来话跟客人打招呼，嘴角便不自觉地往上弯一弯。
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米店仓库的保管员跑来找温老板，说仓底有一批从暹罗进的大米长了霉点。那是两个月前进的货，当时验过是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霉了。温老板去看了看，皱了皱眉——那批米少说有两百担，要是全坏了，损失不小。
张振勋也跟去了。他蹲下来抓了一把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又看了看仓库的墙角，站起来说：“掌柜的，是墙角那边渗水了。这季雨水大，墙根返潮，米又堆得密，闷着就发了霉。只要把发霉的挑出来晒一晒，剩下的还能用。“
他二话不说，卷起袖子就进了仓库，把那两百担米一袋一袋地搬出来，把霉变的分开，好的摊在院子里晾。干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两百担米救回来了一百八十多担。霉变的那二十担，他单独收好。
又问清楚了是墙根渗水的问题，第二天就找了瓦匠来修墙。
温老板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推开后门看见院子里铺了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在晾晒，又看见张振勋靠在墙根底下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筛完的米。
温老板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张振勋叫醒了。
“往后你别干伙计的活了。你到账房里来。我教你记账。“
账房在店堂后面，一张八仙桌、一把椅子、两面墙的货架。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账簿，从温老板祖父那辈开始，近百年的账目都在这里。
温老板教他的第一件事是看账本。那些账簿全是手写的，蝇头小楷，一笔一画规规矩矩。温老板翻开一本，指着上面的条目给他看：哪天进的什么货、多少担、单价几何、从谁手里进的、船运还是陆运、沿途的关税是多少——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“做生意，最关键的就是记账。“温老板坐在对面的凳子上，手指点着纸面，“账目不清，就像人走路没有眼睛。你赚了赔了，心里没数，早晚要栽跟头。“
张振勋把这句话记在心上。他跟着温老板学记账，学算盘，学票据往来，学分寸厘毫之间怎么腾挪。温老板教得仔细，他学得更仔细。每晚回到小厢房，他还要把白天的功课重新誊一遍，用炭条在包货纸上写写算算，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。
他还在学话。米店的客人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——有说闽南话的、有说潮州话的、有说马来话的、有说荷兰话的。张振勋逮着机会就跟人搭话，一两句也好，三五个词也行。他把陈伯在船上教的那些底子捡起来，又添了许多新的。
有一天，他在街口的旧书摊上翻到了一本书。书很旧了，封面都快掉了，里头是荷兰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表，每一页左边是荷语词，右边是汉字注音和释义。书名叫《荷华词典》，出版年份已经看不清了，书页泛着均匀的茶色，边角被翻得毛了边。
摊主要了五个铜板。张振勋摸遍了全身的口袋，摸出四个铜板来。他跟摊主商量了半天，最后把那件靛蓝褂子脱下来押给了摊主，说明天拿了钱来赎。
那天夜里，他坐在油灯底下，把词典从头翻到尾。有些词他在陈伯那里听过，像“Selamatpagi“、“Terimakasih“；有些词他完全陌生。他把那些生词一个一个地抄在包货纸上，拿炭条在旁边注上客家话的谐音。抄着抄着，天就亮了。
就这样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夜色里，像一棵移栽到热带土壤里的树，把根须悄悄地、拼命地往深处扎。
他的世界里渐渐出现了两条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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