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灵位藏秘

第十二章 灵位藏秘 (第1/2页)

最近一连串诡异经历，让我对“异常”变得格外敏感。我取来一块干净软布，仔细擦拭牌位上的浮灰，一边擦拭，一边仔细观察。牌位制作工艺并无特别，正面阴刻着“显考罗公讳海老大人之灵位”几个楷体字，漆金已有些暗淡。但当我翻转牌位，查看背面和底部时，却发现边缘接缝处的漆色有极细微的不均匀——像是后来重新填补过。
　　
　　“祖父莫怪，”我对着牌位低声告罪，“曾孙今日恐怕要冒犯，动一动您的牌位了。若真有玄机，想必也是您留下的指引。”
　　
　　我将牌位平放在桌上，取出随身携带的军刀，刀尖极小心地探入底部接缝。轻轻一撬，一块薄薄的底板竟应声脱落！
　　
　　果然有夹层！
　　
　　我的心跳陡然加快。夹层内，整整齐齐码放着十余片薄如蝉翼的青铜板，每片约巴掌大小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。青铜板保存极好，虽经数十年，字迹依然清晰可辨。
　　
　　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取出，一片片铺在桌上。灯光下，刻痕泛着光彩，半文半白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久远而沉重的气息。
　　
　　我取来宣纸和拓印工具，将每片青铜板上的文字仔细拓印下来。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我的手心全是汗——既是紧张，也是激动。祖父一生中缺失的那段“黄泉路人”记录，很可能就藏在这些铜板之中！
　　
　　拓印完毕，我开始逐字翻译整理。铜板上的记录始于一句沉痛的告白：
　　
　　“若世道皆明，可掘吾墓取器，上报之。然今时局崩坏，倭寇横行，此物若现世，必招大祸。故若吾亡后藏于灵位，待后世子孙明理达时，再行决断。罗海，民国二十八年冬记。”
　　
　　这段话如重锤击打在我心头。民国二十八年——1939年！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。祖父在那样一个时间点，将如此重要的东西藏入自己未来的灵位之中，其用心之深、思虑之远，令人震撼。
　　
　　我继续往下整理，一个尘封了近八十年的故事，逐渐在纸上苏醒：
　　
　　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七月，卢沟桥枪声响起，日本全面侵华。山河破碎，烽火连天。
　　
　　我的祖父罗海，时年二十二岁，玉溪乡间一个读过几年私塾、学过祖传风水之术的年轻人，毅然投笔从戎。他加入了滇军出滇抗日的队伍，因身手敏捷、胆识过人，尤其善使大刀，在近战搏杀中屡立战功，不到半年便升任排长。
　　
　　民国二十七年春，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中，祖父所在的连队奉命死守一处隘口，掩护大部队转移。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，日军数次冲锋均被打退。黎明时分，一颗流弹击中祖父左腿，胫骨被打穿。军医简单包扎后，他被抬下火线。
　　
　　几天后，团长亲自来野战医院探望。
　　
　　“团长，我不能回去！”祖父躺在简陋的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却目光灼灼，“我的腿很快就能好，我还要杀敌！”
　　
　　李团长是个满脸络腮胡的粗豪汉子，此刻却握着祖父的手，声音低沉：“罗海，你为国家流的血够多了。军令已下，重伤员分批转移后方，你是其中之一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可是团长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可是！”团长打断他，语气不容置疑，“大部队要继续转进，药品有限，重伤员必须安置。这是命令！”他看着祖父眼中的不甘，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，“回家好好养伤，把伤养利索了，将来还有的是杀敌报国的机会！”
　　
　　祖父知道军令如山，不再争辩，只是死死咬着牙，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　　
　　养伤期间，父母心急如焚——祖父又是独子。二老不顾祖父反对，匆匆为他定下一门亲事，硬逼着他在回乡三个月后成了亲。新婚妻子是个温婉坚韧的农家女子，也就是我的祖母。
　　
　　民国二十七年深秋，罗海的腿伤在玉溪老家养了整整五个月。
　　
　　伤是好了，骨头长上了，皮肉结了痂，可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。每天早上起床，左腿僵硬得像根木棍，得揉搓半炷香的时间才能勉强弯曲。走路时明显跛着，速度快不了，更别提跑了。以前能单手提起的百斤谷袋，现在两手并用都吃力，稍一用力，小腿胫骨处就传来阵阵隐痛，像有根针在里面搅。
　　
　　父亲请了县城最好的郎中来看，老郎中捻着胡须看了半天，摇摇头：“子弹打穿了骨头，伤了筋脉。能保住腿已是万幸，但想恢复如初……难。”
　　
　　母亲背地里不知抹了多少眼泪。祖母更是整天念叨：“阿海啊，就留在家里吧。罗家就你一根独苗，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怎么活？”
　　
　　最难受的是妻子秀英。她已有六个月身孕，肚子隆起得明显，走路都费力。每天夜里，她总是侧着身子，一只手轻轻抚着肚子，另一只手攥着罗海的衣角，不说话，只是睁着眼睛看他。那眼神里有千言万语，有恐惧，有不舍，有哀求，也有理解——她知道留不住他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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