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5章 “公利”的死胡同。
第115章 “公利”的死胡同。 (第1/2页)观山学堂，这里是十岁孩童们读书的地方。
学堂外的孩子们尽情玩耍，而坚争则是在学堂侧楼中读报。
年少的坚争正在构建新的世界观：厦亘星球上，现在存在一种诡异的平静。南北执政集团中越发庞大的中层，也就是近代化後养成的建制派官僚系统，对危机的感知相当迟钝。却依旧遵循过去固定的惯性进行分配。
如同汉弗莱所说的名言「公务员的基本特性是不想改变任何事」。
颖、榻两大集团内部的官僚，依旧优先思考如何在公共体系上「拿」。
帝国臃肿的官僚机构优先将「拿」的意识置於集团利益之上，衍生出「你不拿，我不拿，那专员怎麽拿」的集体短视贪利的心态。
而颖国和棉国最顶层的大佬们则是已经明白，看似荣光的表面，背後其实是家底早已被全部掏空。目前帝国内能够拿来分配的增量，已经殆尽。
坚争给颖国内利益集团们设置标签，方便自己归类认知。在做完这一切後，坚争回归自身感慨：如果再要维持分配，就要加速上层自身的话语权轮换，而那样的顶层话语权重新分配，就是革命。甭管「革变」的理由是多麽冠冕堂皇，口头上说着如何「为了更好的明天」。
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旧的模式无法满足下层广大群体愿意向上进步的意愿，进而导致顶层权力结构不得不进行彻底更换。
坚争不断搜罗报纸，试图弥合顶层和基层之间的视角差异，对繁荣与危机进行清晰的梳理。但是啊，坚争发觉找不到一个革变的口号，整个颖国上下汹汹群议中，全盘都是忠君爱国，乾死敌对阵营（棍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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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争苦笑道：自家家族作为托拉斯集团，恰恰是这样声音的引导方。
…吃人怪兽…
坚家绝对不是什麽好东西，某种程度上就是颖朝的毒瘤体系之一。
任何封建强权，在进入近代化到之後，经过工商业繁荣黄金时代後，都会迅速出现一个萧条的「末期」。
在这个末期：所谓掌控一切的资本势力，其实是「建制派」庇护下圈养的「怪兽」，方便建制派操控。而真正符合商业自由竞争的势力，反倒是被这个由「官僚体系庇护」的所谓资本挤垮。
比如说坚家，那麽多工厂，控制那麽多矿山股份，这些啊！可都是合法（讽刺）经营获取的呢。明朝江南资本集团，民朝的孔宋两家，以及灯塔末年的军工复合体、医疗复合体、矽谷科技寡头们，都是在老化的建制派体系保护下，进化成了辅助建制派吞金的怪兽。
当然，这样的「商业巨头」是被腐朽集团豢养的。最终也会因建制派在矛盾剧烈爆发的国战中失败而开始转移。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後世采取了「压制转移」的策略。
宣冲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，但见识过「现汉」这个由後来穿越者调试过的时代。
现汉的操作是：「正业」从业者不仅要赚钱，还需与「关键物资供给」「就业工人总量」挂钩，绑定相应政治权力，防止其转移！毕竞转移只能挪移走的资金，但原先在地方上，花费几代人用钱撒出来的「恩义」和「乡土情」那是带不走的。
现汉的这个机制，目前在颖国这边走不通。因为啊！颖国内有一批「国际主义者」。
了解到「转移」的推动方後，坚争气乐了。
因为要说大国保护主义吧？颖国对南边的对手的确采取了最凶狠的帝国主义政策，对南方阵营的诸多小国严刑拷打，就和大毛对付二毛一样。一但是对东边幸国、卦国、等十五个外戚的方国那可是各种优待。由於颖国承载着军事霸权的责任，所以对国内是大量收税。
颖国内苛捐杂税，导致不少工业体系，就直接转移到这些方国。
这些方国之所以能成为避税天堂，是因为这十五个方国都是外戚，且因臣服的缘故，其培养的人才都能入朝为官，并在颖朝内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联系，类似於明朝东林党。
东林党在朝堂为官，而在江南收不上税。
当然，东林党若不交税，在法理上是抗税；而这十五个方国不交税在法理上是「自治」，他们派遣人才进入颖朝为官则被视为「开明并蓄」的政治正确一一尽管这些外国人在明晃晃地影响颖国的邦交决策。坚争：就是十五个以色列。
所以说这种「天朝藩属体系」的东方制度，改良是没有用的，一旦改良其内部的资产就会被守旧派带到藩属体内，而藩属在吸饱了後就直接脱离。
革变必须快刀斩乱麻，一脚把藩属们全踹了！
即使在开疆拓土派系眼里是「千古罪人」，但是一旦自己内部乾乾净净後，独自把新的道路走完後，就可以再度把藩属们全部收回，并且重新整治一番。
…学工业，救不了颖国…
此时坚争知晓了比自家更坏的肿瘤在哪。但是依旧没法下刀子。刀子下去，自家就没了。
於是乎坚争不得不根据自己「屁股」坐着的板凳，开始找补：给一个国家（颖）开刀不能只看功效，还要看「情理」，因为若「情理」不顺，刀子一下几乎所有各方都会以「清理」为由反对，尽管下刀子对付那少部分人，是有利於他们。
坚争：如果改良的话？该怎麽改良，变法？
顺着「情理」思维，也就是让现在颖国内大部分现有话语权各方都能接受情况。一一也就是先别动什麽「土地」「爵位」这些大的议题，先找话题说服颖朝的理学界。
坚争最终概括道，这是法家、儒家治理体系相互博弈的哲学危机。
颖国现在也有儒家。儒家侧重於「公德」忽视「公利」，「公德」强化到最後，规训是安分守己，各个阶层不去做逾越自己本分的事情。
一个王朝需要鼓励「公利」，恰恰需要自下而上全面跨越界限、积极探索。现代医学、现代冶炼，其实是旧体系中的郎中、铁匠、炼丹术士以及帐房数学家互动後才产生的行业突破，而行业突破後继续发展的动力则是「利」。
「公利」越大，参与的人越多，然而儒家对於「公利」，都是按照死板的道德固定分配。
坚争：在历史公德体系下，民众越来越倾向於「安分守己」，不再追求进步。
上层也不鼓励进步，甚至对工匠的新技术、读书人的独立思考进行贬低，并且用两个词精准地扣帽子，一：奇技淫巧，二：离经叛道。
即使是清帝退位後，竖起了所谓的「新思想」，其新上台一批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，试图用「公德」规训这麽庞大的国家，四万万同胞「不要麻木」。他们没有亲自到工厂实践、去农村调查，也没有以身作则，通过创造「公利」来鼓励下层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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