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45章 历史余响

第745章 历史余响 (第2/2页)

旧党们欢呼雀跃，称之为"拨乱反正"；可边境上的将士们却愁眉不展——没有了保甲法补充兵源，没有了军器监改良装备，他们拿什么去抵御西夏人的铁骑？神宗十八年的心血，仿佛成了守旧派眼中必须清除的"毒瘤"。
　　
　　司马光甚至想废除免役法的决心如此之急迫，以至于苏轼都看不下去，上书反对"尽废免役而行差役"，认为"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"。司马光勃然大怒，斥之为"少年妄论"。苏轼退而叹息："司马牛，司马牛！"——这个当年与他并肩反对新法的老友，如今竟比王安石还要执拗！
　　
　　然而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真正符合社会现实、切中王朝积弊的制度，往往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新法虽在神宗死后遭遇"人亡政息"的劫难，被暂时冰封，但它所蕴含的理财、强兵、育才的智慧，却并未真正消失。免役法的理念——以钱代役、减轻人身束缚——早已深入人心，即便在差役法恢复后，各地仍以各种变相方式保留着雇役的成分。保甲法训练出的民兵，虽然不再成建制存在，但那些受过军事训练的青壮年，仍然是地方治安和边防补充的重要力量。军器监改良的兵器制造技术，太学三舍法的考试制度，乃至《三经新义》的学术影响，都如同地下的暗流，在表面的冰封之下悄然涌动。
　　
　　待到哲宗年岁渐长，亲掌朝政后，回想起父皇的遗志，洞悉了新法利国之本，毅然发动了"绍圣绍述"，重新起用新党，恢复了大部分新法。
　　
　　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二十四岁的哲宗亲政，改元"绍圣"——绍述圣业，继承父志。他追复王安石、蔡确官爵，起用章惇、曾布、蔡卞等新党，将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的谥号追夺，墓碑推倒。那些被废罢的新法，一项项恢复；那些被贬谪的新党，一个个召回。朝堂之上，风云再度逆转，旧党变成了"元祐党人"，被打入另册，禁止任用。
　　
　　这是哲宗对父亲的告慰，也是他对高太后垂帘时代的不满爆发。他忘不了那些年里，他坐在御座上如同傀儡，看着珠帘后的祖母发号施令；他忘不了旧党师傅们对他的耳提面命，教他如何做一个"仁君"，实则是教他如何做一个听话的摆设；他更忘不了，当他问及父皇的新法时，那些师傅们脸上露出的鄙夷与不屑。
　　
　　神宗创立的诸多制度，历经哲宗、徽宗乃至南宋的反复废立与更迭，最终证明了其价值。哲宗的"绍圣绍述"因他的早逝而中断，徽宗即位后又有反复。可到了南宋，面对金人的步步紧逼，保甲法的民兵训练、军器监的兵器制造、免役法的财政思路，都被以不同形式重新拾起。
　　
　　朱熹评价王安石，虽批评其"学术不正"，却也承认"安石政事，毕竟有可取处"。那些关于国家如何理财、军队如何管理的法度，终北宋一朝不废，甚至深深烙印在两宋三百年的国运格局之中。
　　
　　宋神宗走了，他没能看到大宋成为汉唐那样的盛世，但他点燃的那把变法的火，虽几经风雨，却终究照亮了北宋后期那段黯淡的历史，成为中国古代改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　　
　　千百年后，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轻帝王的脉搏——他在延和殿中初次召见王安石时的激动，他在地图前筹划五路伐夏时的豪情，他在永乐城败报传来时的绝望，他在福宁殿龙床上最后的凝望。他的变法失败了，他的战争失败了，他的理想失败了，可他试图改变一个王朝命运的勇气，他面对积弊敢于动刀的决心，他在绝境中依然不屈的脊梁，却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令人动容。那把火，烧过熙宁的田野，烧过元丰的边关，烧过绍圣的朝堂，最终化作了中华文明长河中一盏不灭的明灯。它告诉我们：改革从来不易，理想从来珍贵，而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，正在于永远不缺乏敢于燃烧自己的人。